法治城市创建调查汇报

　法治城市创建调查汇报 3 3 篇

　 法治城市创建调查汇报第 1 篇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传承文化的载体，在法治建设中无疑承担着首要的责任。2008 年 4 月，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了创建法治城市的号召。本文拟针对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问题，谈一下个人浅显的看法。

　 一、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的最初产生，即与城市、商品交换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法在城市之中孕育产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法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市民社会自发的演变进化，法治社会或许也会自然生成；而通过有意识的开展创建活动，法治城市的形成则会更加快捷。当前，各地创建活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创建活动开展不平衡。随着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地都非常注重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注重通过创建活动，获取国家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森林城市、环保城市等各种荣誉称号，以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相形之下，法治

　城市这一颇具含金量的称号并没有得到城市执政者的广泛关注。除了江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在全国其他地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往往悄无声息，相关职能部门也无所作为。在一个地区内部，由于执政者法律意识的不同，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别。创建活动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也尚没有形成各地相互竞争加压的态势。

　 （二）创建活动考评机制不健全。法治建设更多的属于软件建设，属于城市竞争力中的软实力，本身在考评方面就面临着量化的难题。加上法治城市创建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由此很难形成真正系统完善的考评细则。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其他创建活动，相关主管机构都已经出台了明确的考评标准和细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法治城市创建，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除江苏、深圳等地出台了地方性的法治县标准、法治政府标准外，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出台，全国普法办的文件也只是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这种状况，客观上亦给创建活动的开展制造了难题。

　 （三）创建活动协调联动力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关。政法、司法、公安、检察、法院、法制，以及政府众多执法机关在创建活动中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机关隶属不同、性质不同、业务不同，如何整合资源，形成创建合力，对协调联动

　机制提出了很高要求。目前各地协调联动模式不同，较多的是由县、市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这种模式面临着缺少权威、缺少制约手段等弊端，难以发挥有效作用，造成众多相关职能部门没有把创建活动当做一项必需的任务来抓，创建往往流于口号和形式。

　 （四）创建活动群众参与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这是全国普法办提出的创建工作原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往往强调行政主导，本也无可厚非。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但是，法治创建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法律信仰得以建立、法律权利得以保障、法律诉求得到满足，才能说城市实现了法治化。在当前的创建活动中，往往忽视了市民社会的培育、忽视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创建活动缺少了“源头活水”。

　 二、对创建法治城市的几点建议

　 法治城市创建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法治指数每上升一点，低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增加 100 美元以上，中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提高到 400 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提升近 3000 美元。（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 年 40 期）。因此，专家提出论点:法治创造 GDP。

　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就如同发展城市经济一样，应当成为城市管理者的自觉行动。针对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抓好创建工作：

　 （一）确立创建活动的具体目标。城市间的竞争对城市品牌塑造提出了要求，城市执政者自身有通过创建为城市获得各种“城市名片”的内在动力。比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等在经过考察认定合格后，国家相关机构往往要授予该城市荣誉称号和奖牌，一些省级政府对取得荣誉称号的城市还要给予物质奖励。作为一种创建活动，法治城市创建因此也需要有明确的看得见的荣誉作为目标。当前，江苏等地采取了授予“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尚没有关于“国家法治城市”如何申报、由何种机构负责评审等规定，这一定程度上将法治城市创建活动限定在了省级区域之内。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国家级目标的缺位，导致创建活力未能得到激发。笔者建议，可以在设立“省级法治城市”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国家法治城市”这一荣誉称号和制度，使二者能够有效衔接。

　 （二）制定法治城市的具体标准。法治作为人类共有的政治文明，即便不同法系，也有某种程度的共性。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拟定法治城市的共同标准，完全可行。作为法治创建活动先行者的江苏省，2006 年即推出了相关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内容涵盖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公正司法、学法守法、依法管理、组织保障六方面。其他地方，更多的是针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指标体系，比如深圳市制定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内容翔实，共 12 个大项 44 个子项 225 个细项。创建法治城市，当然要求达到法治政府的目标。但是，法治城市创建是个更广泛的概念，不但涵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机关系统，律师、协会、社区等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也应包含在内，作为城市主体的企业、市民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应以全国普法办《意见》中列举的十大任务为指导，构筑众多的子门类标准，对十大方面原则任务进行细化和补缺，构筑起完整的系统的法治城市标准。

　 （三）建立创建活动的权威机构。创建活动需要多方参与，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的模式难以满足需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建议设立专门的“创建法治城市领导小组”，由城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等系统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具体涉法部门的领导为成员，定期举行例会，讨论创建活动中的重大问题。在领导小组下，设立“创建法治城市办公室”，直接隶属于所在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由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经验的专职人员组成，具体负责法治城市创建标准的拟定、日常的督察、年终的考核等职能。当然，机构方面的问题没必要整齐划一，可以由各个地方结合自身城市特色创造性的设置，重要的是

　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在具体创建过程中，为保障机构的权威性，增强其协调联动能力，可以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比如对日常法治工作的检查权、对不服从协调的建议处分权等，该机构亦可以通过对创建工作的考评奖惩确立自己的权威。

　 （四）把握创建活动的重点领域。法制城市创建涉及面广，但城市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应抓住几个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法治政府建设最为关键。普通市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要经常和政府机关打交道，建设服务、责任、信用、公开政府是市民的普遍诉求，这些诉求归结于一点就是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也是创建活动的重点。市民社会中纠纷不可避免，纠纷能否得到公正解决，直接影响市民的法治信仰。正如一句著名的法谚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把水源弄坏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也是法治城市的必然要求。市民生活在城市中，首先需要生活的安全感、交易的公平感，法治城市应当是一个犯罪和治安案件低发的地区，一个市场发育成熟，市场资源自由流通合理配置，各种交易诚信公平的地区。

　 （五）畅通群众参与创建的渠道。法治城市创建的成果将由市民共享，法治城市创建的过程离不开市民的广泛参

　与。要发挥办事处、社区等基层单位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宣传活动，调动群众参与法治城市创建的积极性。在立法过程中，可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由市民参与其中，做到民主立法。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让群众参与司法活动。可以将一些典型案件的法庭开到群众中间，使市民近距离的受到法治教育。可以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传媒，向市民宣传普及法治知识。特别是对于群众的诉求，要及时有效地解决反馈。要扩大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范围，提高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素质，使市民能够得到及时的法律帮助。在制定法治城市考评标准时，群众应该广泛参与；在出台的考评体系中，市民的法治满意度、法治参与度，应当成为主要测评指标。

　 创建法治城市，推进城市各项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城市的执政者、管理者，应当清醒的看到法治城市创建的价值所在。法治城市创建的考评标准和机制需进一步探索完善，对创建活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法治城市创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我们常抓不懈的研究和努力。

　 法治城市创建调查汇报第 2 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____同志为____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着眼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法治建设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就目前来讲，农村仍然是最薄弱的区域，农业仍然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仍然是最弱势的群体，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基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加快建设法治农村刻不容缓。

　 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堪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可喜进步，农村依法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一是三十多年来制定和颁布了 20 多部农业法律、60 多部农业行政法规、460 多部部门规章以及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推动“三农”工作步入了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二是经过三十年有计划、有组织、持续的普法活动，“法律进乡村”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基层干部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不断提高。

　 三是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民主理财得到广泛推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

　监督机制不断优化。

　 四是以司法所、派出所、法庭和其他基层机构为主的法律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农村法律保障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的执法司法环境、社会治理环境不断改善，农村社会总体保持安全、和谐、稳定。

　 但与城市法治建设相比较、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比较、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较，农村法治建设总体仍然薄弱，有的方面还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部分农民法治意识、法治观念仍然淡薄。

　 在农村，普法学法相当难，一些地区成为普法的“死角”、“盲区”，群众很少接受法律的灌输和熏陶，“讲人情、讲关系”的思想普遍存在，“遇事找人”成为习惯。很多农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在自身权益遭到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小纠纷演变成大案件、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犯罪时有发生。

　 二是用法难、执法难。

　 “用法难”，一个是不懂法，一个是用不起法。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法律知识缺乏，法律素质偏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依法搞经济建设、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不高。从普通群众来看，法律意识淡薄、用法意愿低，往往信官不信法、信权不信法。

　 另一方面，用法程序多、耗时长、费用高，群众无法及

　时获取有效的法律帮助，形成“有法难用”的困局。“执法难”，主要反映在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法不责众”思想的影响，在极少数地方抗法现象时有发生，行政执法、司法执行难以顺利落实，良好的法律没有完全通过公平有效的执法行为得到体现，降低了法律权威。

　 三是信访不信法。

　 农村涉法涉诉信访呈现出多样化、诉求利益化、过程长期化、缠访闹访常态化的趋势，一些信访人往往寄望于通过领导干预争取利益最大化，有的讨价要价越来越高。有些上访群众有极端化倾向，甚至丢下农活缠访闹访、敏感时节集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影响农村法治建设。

　 四是封建迷信活动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盛行。

　有些地方盲目兴修寺庙，有的打着宗教的幌子，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对人们思想形成束缚，对老百姓观念形成误导，影响着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一些邪教组织在边远农村地区时有活动，对法治农村建设造成负面影响。

　 五是一些边远农村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左右农村局面的现象仍然存在。

　 有的农民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不是求助于法律，而是依赖家族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尤其在一些偏远地方，有的以家族势力对抗基层政权、干涉执法司法，个别还出现了家族

　式、集团化犯罪。同时，利用婚丧嫁娶、升学乔迁等各种名目大操大办在农村成风，人情消费令老百姓不堪重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事务管理无序。

　 制约法治农村建设的原因分析

　 涉及“三农”的立法修法相对滞后。

　 一方面，涉农立法总量不足,有的领域还是空白，一些急需的法律尚未制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