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摘

　要]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探索中起步，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历史性转变，如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新局面。百年党性教育史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切入点，其留下的丰富经验启示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党性教育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长期坚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是党性教育的关键问题;以党的组织建设为根本加强党组织、干部队伍、党员队伍教育;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意识，是巩固党性教育效果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建党 100 周年;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治国必先治党，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194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党性这一概念开始广泛进入党的建设领域，《决定》明确要求应加强全党的党性教育。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一贯坚持严格的党性的”[1]。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实践始于建党之初，贯穿百年党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深刻性、艰巨性前所未有。面临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党性教育承担着培养不改忠心、捍卫核心、不忘初心、坚守公心、长存戒心的高质量党员的重任。通过回顾梳理百年党性教育历史，总结经验启示，对推进新时代党性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性及党性教育内涵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党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实际上是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本质的特征，即他们的无产阶级性质。就政党整体而言，党性是某一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性，是该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党“两个先锋队”性质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领导核心而与其他党派区分开来的特性，是党带领人民在中国社会不断进行伟大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路线、思想原则、组织纪律和党的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就党员个体而言，党性体现为党的成员通过不断的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将所属政党的党性内化为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并外显为行为追求，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体现，是共产党员以此区别于其他政党成员和普通群众根本属性的综合体现。亦正如刘少奇所说，“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2]。

　坚持党性原则要求党员做到牢记党员身份，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归根到底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员的党性是否坚强，体现出党自身建设的成效如何以及领导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坚强的党性不会自发形成，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或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接受反复的党性教育和党内生活锻炼。根据《中国教育百科全书》解读，所谓党性教育，是指用无产阶级的优良特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对每个党员进行本质的改造。党性教育是解决党内矛盾、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事关党的整体形象和国家发展大局。依照党章的根本要求和党内实际状况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以锻造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百年来我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百年历史回顾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以及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斗争，这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基本要求，而在思想、政治、组织、纪律和作风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则会出现内容各有侧重的情况。与此相应，党性教育也应是一个动态过程。党性教育史是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史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与党史分期大体一致。建党以来的百年党性教育实践，是党能够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凝聚着党对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理论、目标和行为规范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系统回顾与梳理党性教育的百年历程，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性教育在探索中起步，着重解决党员尤其是核心领导集体的理论武装和思想纠偏问题 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明确的组织属性。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非工人成份的人群占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而工人也并非人人都具有先进性。这一尖锐矛盾的解决，是有效清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键。

　1921 年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这一时期党面临着理论水平还不够高、党员成分较为复杂、组织建设十分薄弱、社会局面复杂等困境。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危害严重，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严重影响党的性质，妨碍党的工作。党内生活既无党内讨论也无选举制度，民主集中制不健全、纪律不严等违反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错误倾向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这一时期，党的一大、二大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和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一大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确立了党要承担的革命任务，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统一的思想，表明党开始纠正“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这一党性不纯的思想作风。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和克服了由于组织成份和长期处于艰苦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3] 85，是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大会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为党和军队的将来发展确立了组织原则和无产阶级党性基础。为纠正党内错误，纯洁党性，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這一时期撰写了大量文献，如批判教条主义错误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这些文献成为肃清党性不纯的有力武器。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不到 4 年时间中国半壁河山已被占领。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联合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等一系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但从执行来看还是出现了“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4] 23 倾向。刘少奇就曾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4] 33，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

　抗日战争爆发后存在于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中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严重妨害着党和革命团体的团结统一。1937 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就指出，必须坚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反对这些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错误思想”[3] 295。1941 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把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及其工作方法看作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同年 8 月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进一步把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看作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指出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的起码态度。

　基于抗战爆发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成分和思想状况相当复杂的情况，1938 年在渑池会议中刘少奇对地下党工作作出开办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增强党性的重要指示。1939 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党性修养的典范之作。刘少奇在书中指出：“共产党员要在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4] 99 这就是说，共产党员作为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自己是完全必要的。他特别针对当时党内有些党员在胜利中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堕落的现象预见性地指出，不仅要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特别要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4] 104。

　1941 年，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严峻形势下，鉴于张国焘叛党等严重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党性作为一个单独概念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定》列举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思想认

　识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六条办法来改造党员，以使其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为解释宣传《决定》，任弼时于 1941 年和 1942 年分别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和《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阐明了增强党性问题的迫切性和培养坚强党性的五个路径。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情况，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办法——“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5] 1252 我党在各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但党内尤其是农村基层党员中同时也出现了作风不纯、缺乏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工作理论的现实问题，成为“土地改革不彻底带基本性质的原因”。鉴于土地改革中党内存在的问题，各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进行了整党运动，这实质上是一场针对性极强的党性修养运动。通过“三查”“三整”将混入党内的地主、流氓、特务、蜕化变质等分子清查出来以纯洁组织，肃清地主、富农以及偏离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清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自肥等作风以树立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党性教育的重心放在了农村，以此增强党的战斗力，彻底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由于国内主要矛盾和党内实际状况的差异，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集中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一基本方向，抗日战争中往往注重发展对象的抗日积极性，而解放战争时期党性教育运动主要集中在农村党组织和党员的党性修养，增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性教育在曲折中发展，重点进行作风和党员阶级觉悟教育，干部轮训制度和党校系统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从领导武装斗争为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任务转变，党性教育的重点也发生了相应转变。“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5] 1428，表现在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上就是，一方面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转换工作角色服务中心任务，更重要的是务必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认识到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加艰苦，防止党和政权的蜕化变质。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通过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动员群众参与建设。

　1951 年，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党加强党性教育，认为如果只顾埋头到实际工作中去，而不加强政治学习，“那就有危险性，就会脱离政治，脱离基本理论，使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发展起来”[6]。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腐化案件也开始出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被个人私利腐蚀了信仰的反面典型。1951 年，党中央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7]，随后“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有效遏制了党在执政初期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1952 年 1 月 2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随后在全国所有城市首先是大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的“五反”斗争，打击腐蚀党员领导干部、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破坏活动。1964 年底城市“五反”运动改为“四清”运动，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这是通過发挥群众力量整顿实际工作进行党性教育的生动实践，不仅重惩治，也重整作风，清除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这一时期，基于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党情的新变化，毛泽东再三强调干部问题的决定性意义，认为只有提高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修养和思想觉悟，才能够适应全国胜利的新局面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要求。1954 年 7 月 9日，邓小平在《办好学校，培养干部》中指出：“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干部院校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出大量人才。为进一步促进干部党性教育规范化，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指示、规定，对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党组织的党内教育作出规定，对党校的培训目标、内容、方法和考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