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事迹材料5篇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1

　　不久前写过一篇《工匠》，现在想说说工匠精神。假以时日，会有权威部门给出明确的释义。在当下，要突出的显然是对产品“精益求精”的精神。翻开历史看看，古代的杰出工匠应当说完美地诠释了这种精神。

　　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总管或曰总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传》的传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闻名于世，但至于为什么会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年龄”远远大过比萨斜塔的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用心之精盖如此”，今天我们又如何不该伸出大拇指?“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当之无愧，可惜预浩撰写的“《木经》三卷”已经失传，只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还能见到片段。xx见今仍有开宝寺塔，为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否预浩建的那个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这样，尽管建造技术十分高超，却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xx小雁塔，更有“三离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时分裂，又三次自行“复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复小雁塔时发现，当时的工匠根据xx地质情况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会均匀分散，从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样。

　　周密《癸辛杂识》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这显然只是一种猜想，哪有某个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罢，能够包揽一切的道理?但历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与作品进行对应。朱启钤等先生编辑、杨永生先生新编的《哲匠录》，便是一部关于古代工匠名录的书。书中“所录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为创为述，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个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因此，举凡“营造，叠山，锻冶，陶瓷，髹饰，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录。像圣字辈的鲧、禹一类，将相级的曹操、萧何、杨素、韩琦等，在他人看来，“沦为”工匠或许有些屈尊吧。

　　工匠精神每令我们叹为观止，还有一种更要肃然起敬。明朝宋濂写过一篇齐桓公责备工师翰的寓言故事，工师翰就是一名工匠。宫殿坏了，建新的，工师翰全权负责。先去伐木、用木排运出山，然后“麾众徒，操剞劂斲之，运绳尺剫之”。五个月后，大功告成。桓公一看，“东阿之楹有樗者”——东宫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树做的，不高兴了，责备说：“樗，散木也。肤理不密，渖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穷，为柣为枨尚不可，况为负任器耶?”这种树一堆毛病，不密实，闻着臭，做成门槛什么的都不合格，何况要承重?工师翰假装委屈，我把别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为桯，文磶以荐址，画藻以奠井，坚垩以厚墉，陶甓以饰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树凑数，不成想就被责备了。桓公给他讲道理，宫殿就是靠柱子支撑的，“一楹蠹则倾隳”，怎么能行呢?工师翰这时也讲道理了，国家稳固正如同宫殿稳固，如果“众壬进”，奸臣当道，能行吗?桓公说肯定不行。工师翰说，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遗其大”了，看看现在朝里掌权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开方，这四个都是什么人，“皆蠧矣”。桓公恍然大悟，“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齐国大治”。工师翰先故意露出破绽，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逻辑如工艺般严谨，进谏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说宋濂笔下的还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不仅是对建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败的社会价值。李诫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但该书在技术层面之外，还明确了劳动定额，以及运输、加工等所耗时间，对于编造预算，施工组织都有严格规定，相当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规范，从而能够有效地杜绝物料浪费和工程管理人员中饱私囊。如李诫这样一种工匠精神，不是同样足令我们景仰吗?

　　当下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来，出发点显然不是要打捞传统手工艺，而是旨在将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现代企业。这两年，我国游客不是走到哪个国家就在哪里“扫货”并不断成为新闻吗?究其原因，国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国货信誉有待提振。这样来看，就不难明了此种提法的战略意义了。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2

　　去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古老的中国錾刻技术，给各国元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送给他们的国礼中，有一个是金色的果盘里放了一块柔软的丝巾，看到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抓，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抓得起来，原来这块丝巾是用纯银錾刻出来的。

　　錾刻工艺师孟剑锋就参与了这份国礼的制作。他是北京握拉菲首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技术总监，已在工艺美术行业上奋斗了22年。孟剑锋是一个能够沉下心来做细活的人。为了提高技术水平，他勤练基本功，几个枯燥的动作，他能重复练习一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学习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知识，积极探索新的工艺制作方法，大胆改进创新，创作出大量贵金属工艺摆件作品，先后制作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优秀志愿者奖章、512抗震英雄奖章、全国道德模范奖章、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舰徽等作品模具，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工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尝试改变铸造的焙烧温度、化料温度和倒料时的浇铸速度，经过反复试验、对比和推算，攻克了纯银铸造的工艺难题，使成品率提高了近50个百分点，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生产成本。

　　孟剑锋是位坚守传承，勇于创新的工美匠人，他用最朴实的劳动践行着一名普通劳动者的责任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守。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3

　　戴志勇

　　自李克强总理在向本次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提“工匠精神”，从德国制造到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从瑞士手表到中国航天，可圈可点的案例分析与文化自省，已经在以朋友圈为代表的舆论场上流行了一轮。

　　前些日，李总理提醒中国还“不具备生产磨具钢的能力”与“圆珠笔头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点出一个基本现实:中国制造中的粗制滥造仍触目可见，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其实，制造强国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终极目标。工匠精神的因与终极目标，都是人本身。

　　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告别“圆珠笔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坏”的时代，与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处。我们希望厂家制造的一口锅，从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块表由奶奶传下来，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于一百多年前建造，还是那么通畅。

　　由此，很多生命记忆得到活生生的传承，卓越之“物”里饱含着人的专注与深情，传达给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对天地间的各种产品，我们不是弃之如敝履，而是当做值得爱惜的果实。人与物之间，才会告别粗鄙，达到一种美好的状态。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产品，如果靠地沟油与三聚氰胺就能赚大钱，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只有当我们开始真正欣赏匠心独运的人，当看到一位拿高工资的高级技工，不是因为其收入超过名校硕士而羡慕，而是因为他对手艺的专注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人”，才会成为一种精神标尺。人与人之间，也才能告别粗鄙，回归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砺与欣赏。

　　就像日本与德国一样，告别粗鄙时代，要经历管理与教育的双重革新。

　　二战后，日本企业界在美国质量管理之父爱德华兹·戴明的全心协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质量，取得经济奇迹。这种管理变革不会凭空诞生，源自人的意愿、视野与学习能力，教育显然更为根本。

　　德国的教育体系里，在接受覆盖全民的基础教育之后，学生很早即向职业教育与文科中学分流。这种分流的好处有两个:其一是减少千军万马共挤独木桥的危害，避免了类似中国应试教育对学生兴趣乃至人格的伤害;其二是较早使学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确定自己的职业主攻方向。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职业教育，不是在学校里做与社会无关的学习，而是在政府的宏观制度设计下，直接与企业就业岗位对接。将一线实践与课室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产品的精度，理解市场的变化，从小铸造出德国人的工匠精神。

　　反观中国，职业教育不职业，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状况，广泛存在。为了争抢经费，各种中专和大专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学科设置，以提高学校行政等级。为了分数，除了极少数可以兼顾的学生，家长不得不让孩子逐渐放弃手工与兴趣，放弃生活教育与人格磨砺，进入刷题式学习。

　　这也是一种教育上的粗鄙状态。树大者根必深。只有改变这样的现状，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4

　　“学技术是其次，学做人是首位，干活要凭良心。”胡双钱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是他技工生涯的注脚。

　　胡双钱是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一位坚守航空事业35年、加工数十万飞机零件无一差错的普通钳工。对质量的坚守，已经是融入血液的习惯。他心里清楚，一次差错可能就意味着无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他用自己总结归纳的“对比复查法”和“反向验证法”，在飞机零件制造岗位上创造了35年零差错的纪录，连续十二年被公司评为“质量信得过岗位”，并授予产品免检荣誉证书。

　　不仅无差错，还特别能攻坚。在ARJ21新支线飞机项目和大型客机项目的研制和试飞阶段，设计定型及各项试验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特制件，这些零件无法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生产，钳工是进行零件加工最直接的手段。胡双钱几十年的积累和沉淀开始发挥作用。他攻坚克难，创新工作方法，圆满完成了ARJ21—700飞机起落架钛合金作动筒接头特制件制孔、C919大型客机项目平尾零件制孔等各种特制件的加工工作。胡双钱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装备制造业搞上去，一定要把大飞机搞上去。已经55岁的胡双钱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最好再干10年、20年，为中国大飞机多做一点。”

工匠精神事迹材料篇5

　　田东江

　　不久前写过1篇《工匠》，现在想说说工匠精神。假以时日，会有权威部门给出明确的释义。在当下，要突出的显然是对产品“精益求精”的精神。翻开历史看看，古代的杰出工匠应当说完美地诠释了这种精神。

　　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总管或曰总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传》的传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闻名于世，但至于为什么会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年龄”远远大过比萨斜塔的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用心之精盖如此”，今天我们又如何不该伸出大拇指?“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当之无愧，可惜预浩撰写的“《木经》三卷”已经失传，只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还能见到片段。开封见今仍有开宝寺塔，为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否预浩建的那个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这样，尽管建造技术十分高超，却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离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时分裂，又三次自行“复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复小雁塔时发现，当时的工匠根据西安地质情况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会均匀分散，从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样。

　　周密《癸辛杂识》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这显然只是一种猜想，哪有某个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罢，能够包揽一切的道理?但历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与作品进行对应。朱启钤等先生编辑、杨永生先生新版的《哲匠录》，便是一部关于古代工匠名录的书。书中“所录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为创为述，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个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因此，举凡“营造，叠山，锻冶，陶瓷，髹饰，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录。像圣字辈的鲧、禹一类，将相级的曹操、萧何、杨素、韩琦等，在他人看来，“沦为”工匠或许有些屈尊吧。

　　工匠精神每令我们叹为观止，还有一种更要肃然起敬。明朝宋濂写过1篇齐桓公责备工师翰的寓言故事，工师翰就是一名工匠。宫殿坏了，建新的，工师翰全权负责。先去伐木、用木排运出山，然后“麾众徒，操剞劂斲之，运绳尺剫之”。五个月后，大功告成。桓公一看，“东阿之楹有樗者”——东宫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树做的，不高兴了，责备说:“樗，散木也。肤理不密，渖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穷，为柣为枨尚不可，况为负任器耶?”这种树一堆毛病，不密实，闻着臭，做成门槛什么的都不合格，何况要承重?工师翰假装委屈，我把别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为桯，文磶以荐址，画藻以奠井，坚垩以厚墉，陶甓以饰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树凑数，不成想就被责备了。桓公给他讲道理，宫殿就是靠柱子支撑的，“一楹蠹则倾隳”，怎么能行呢?工师翰这时也讲道理了，国家稳固正如同宫殿稳固，如果“众壬进”，奸臣当道，能行吗?桓公说肯定不行。工师翰说，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遗其大”了，看看现在朝里掌权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开方，这四个都是什么人，“皆蠧矣”。桓公恍然大悟，“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齐国大治”。工师翰先故意露出破绽，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逻辑如工艺般严谨，进谏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说宋濂笔下的还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不仅是对建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败的社会价值。李诫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但该书在技术层面之外，还明确了劳动定额，以及运输、加工等所耗时间，对于编造预算，施工组织都有严格规定，相当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规范，从而能够有效地杜绝物料浪费和工程管理人员中饱私囊。如李诫这样一种工匠精神，不是同样足令我们景仰吗?

　　当下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来，出发点显然不是要打捞传统手工艺，而是旨在将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现代企业。这两年，我国游客不是走到哪个国家就在哪里“扫货”并不断成为新闻吗?究其原因，国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国货信誉有待提振。这样来看，就不难明了此种提法的战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