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要领与研究设计
一, 研究要领
研究要领主要有定量与定性二大类.一般而言,在理论架构清楚,欲求取变数之间的因果干系时,使用统计阐发之定量研究要领较为适合.而对某些问题缺乏明确看法,及其理论架构未成熟之探索性研究,则采定性研究要领较为适宜. 知识治理是近年来一个新兴的治理议题,企业在这方面的实作与采取尚未到达成熟的阶段.并且从现有文献中可以发明,学者们对於知识治理的界说,范畴与影响推动知识治理之因素,存在著许多差别意见.因此,采取定性研究要领,将目前实务上所产生的事件予以忠实地描述,以归纳整理出研究变数间可能存在的干系,可能是一个较为符合的要领.而研究发明亦可能有助益於后续相关理论的建构与生长. 本研究主要欲了解高科技公司现行知识治理的作法,以及人力资源治理在企业推行知识治理运动上所饰演的脚色.在性质上较偏向於探索性的研究,因此采取定性的个案研究法做为本研究主要的阐发东西.
二, 研究设计
(一) 个案选择
本研究中的研究东西,乃是限定在台湾地区高科技财产中,目前实行知识治理较富有代表性的公司.之所以选择高科技公司,主要的原因为高科技财产为「知识密集型」的财产.知识的交换互动与人员拥有的智慧资本是研发创新的原动力,也是该类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此显示知识的治理在其日常经营治理中应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别的,高科技公司导入知识治理的历程与相关制度,是许多学者积极研究的东西,同时亦是其他企业欲推行知识治理时之学习参考依据.因此本研究针对高科技财产选出四家厂商做为研究东西,其资料如表 1 所示.由於受到各厂商受访者的要求,本研究不列出四家公司的名称,而仅以英文代号体现. 知识治理与
人力资源治理间互动干系之探讨---以台湾高科技公司为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二) 资料收集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分为二个部分.在低级资料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厂 商进行访谈,访谈的历程是以半结构式的问卷为主.访谈的东西则为该公司实 际卖力知识治理与人力资源治理相关部分的人员.研究问题是依据本研究之目 的,目前高科技财产的现况,及各学者的理论底子为依据所生长出来,主要有 二大构面:
知识治理:包罗知识的取得,创造,扩散与蓄积等四个流程.
人力资源治理:包罗招募甄选,教诲训练,绩效评估,薪资奖酬等四方面.
在次级资料方面,参考相关的网站,期刊,档案,报章杂志与书籍,以及 受访者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再加上研究者小我私家的直接视察等,运用种种差别的 资料来源,以寻求对於个案公司有改正确与完整的了解.
(三) 资料阐发要领
本研究主要是透过个案的描述,并依据相关文献作为资料阐发的指引,将 所收集到个案公司之资料与理论相互比拟,以及将相关的事件予以连结,藉以 探讨研究变数间的互动干系,进而推导出命题,结论与发起.
在研究历程中,先就公司的配景与经营理念做一了解,再将知识治理的实 际作法依知识取得,创造,扩散,蓄积四个流程予以系统化地报告,并归纳个 案公司在推行知识治理时所遇到的困难或挑战.
其次,就个案公司人力资源系统中的甄选,训练,绩效,奖酬等四项运动 加以阐发.接著再将人力资源运动配合上述知识治理的四个流程分别进行交错
比力阐发.此部份将以矩阵式的表格出现其结果,如表 2~4 所示.
中山治理评论
［ 作者：张建君 张志学
转贴自：治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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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6-4-26
文章录入：abc123 ］
原载《治理世界》2005 年第 7 期
「内容提要」所有企业都需要采取符合的政治战略去应对所处的外部情况，从而为企业生长赢得优势。本文利用作者在温州和苏南的实地视察以及在讲授和科研中积聚的质料探讨了中百姓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文章首先阐发了在中国目前转型经济的情况下政府情况和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重要性，然后凭据实地资料归纳综合总结了企业家采取的两种差别的战略：先发制人的战略和被动反响的战略。导致两种差别战略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面临的资源和能力约束：地方文化气氛、企业范围和企业家小我私家特点。由于这些因素难以模仿和复制，差别的政治战略通过影响企业本钱、收益和正当性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优势。文章在最后给出了对治理的启示。
「要害词」企业（家）/企业—政府干系/先发制人的战略/被动反响的战略/田野视察
一、引言
企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战略对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生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目前转型经济的情况下，政府情况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情况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生长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应对政府情况、处理惩罚与政府的干系也就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本文主要答复以下问题：政治战略在民营企业的战略中占有什么样的职位？面对目前的政府情况，企业家的政治战略有那些？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之间差别的政治战略？差别的政治战略对企业生存和生长的结果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答复不但对付民营企业制定符合政治战略和政府部分改造办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我们理解组织与情况的干系、组织的竞争优势等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尽管政治战略和企业的政治行为在中国企业战略中的重要性险些没有什么争议，人们也遍及地相信与政府的干系是某些企业乐成的重要前提，甚至连西方跨国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时干系的重要性（如 Vanhonacker ，2000），但国内险些没有学者对企业的政治战略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多从范例的视角（Normative ）讨论企业与政府的干系，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arm"s length）。企业应该从市场中寻求竞争优势而不是靠与政府的干系寻求特别的租金。有些学者（如张维迎，2002）还从学理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企业与政府走的过近无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对付我们建立范例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的竞争情况无疑是须要的，但他们的看法和发起既不能归纳综合中国在转型时期企业与政府干系的现状，无助于我们对二者干系的理解，也底子无法在实践上说服企业与政府保持距离。
本研究因此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中百姓营企业的政治战略进行探索。我们从实证研究中
解析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找出决定政治战略差别的因素以及差别政治战略的结果。这样做并不是要把现实公道化，而是在了解现实的底子上力争找到可行的要领来改造现实。解决问题首先必须了解问题，预测未来也首先必须了解现在。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本文第一作者博士论文的田野视察和第二作者数年来在科研和讲授事情中的质料积聚。2001～2002 年，作者在苏南和温州先后进行了两次共 11 个月的田野视察。期间共访谈 300 人左右，包罗企业家、政府官员、工人、本地居民和有关专家等。政府官员中包罗在县级及以上（包罗省市）事情的 39 人，乡镇事情的 45 人，村干部 22 人，企业家主要包罗自己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和部分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主要是苏南）的企业家。作者采取政府部分正式推荐（作者对企业的行业代表性和范围代表性提出了要求）、朋友介绍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走访了 65 家企业，其中苏南 32 家，温州 33家。其中，员工人数在 100 人以下的有 28 家，100～500 人的 30 家，500 人以上的 7 家；行业则是凭据每个地方的行业组成从每个行业中选取有代表性（大中小）的企业。以温州市龙港镇为例，作者访问了 5 家印刷企业、3 家纺织企业、1 家标牌企业，而这 3 个行业正是本地的主要财产。
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是深度访谈，作者对每个访谈东西的访谈时间平均为 2～3 小时（一个上午大概下午），对有些重点访谈东西作者共访谈 3 次之多。访谈采取半结构化的方法，事先拟定采访提纲，对所有企业都问及相似的问题，如企业家小我私家经历、企业生长历史、企业与政府的干系、企业与社区的干系等等方面，得到了富厚的文字质料。尤其需指出的是，由于作者与两地的长期打仗，作者与本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创建了深厚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作者能够得到采访东西的信任并取得真实而富厚的资料。在苏南视察时，作者曾与1 位企业家在一起长达 3 个月之久，近距离视察了他的经营和公关运动及他的企业。本研究是定性研究，其真实性、深刻性和富厚性是定量研究所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在研究的问题具有一定敏感性的情况下，采取创建在一定信任底子上的深度访谈所得到的资料远比问卷视察所得到的资料来得真实和富厚。并且，在国内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本研究为以后的定量研究奠定了底子。
本文的框架、看法和质料也得益于本文第二作者多年来的科研和讲授实践。这些实践印证了苏南和温州的现象并不是两地特有的现象，而是有着普遍性。这也是本文为什么取题为中百姓营企业的政治战略的原因。
本文的组织如下。首先我们界说了政治战略，讨论了在中国转型经济的配景下政治战略对民营企业的重要性，然后总结了两种差别的战略（先发制人和被动反响的战略）和每种战略下的具体战术，随后阐发了导致企业采取差别战略的约束因素，接下来阐发政治战略影响企业体现的机制。文章在最后给出了研究对治理的启示。
二、政治战略的职位
总体上来讲，企业的情况包罗市场情况和非市场情况。相应的，企业必须针对市场情况和非市场情况做出反响以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见图 1；Baron ，1996）。企业—政府干系是非市场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企业的政治战略也就被认为是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资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例如，Epstein ，1969；Light ，1998；Schuler，1996；等）。
市场情况决定政治对企业的重要性 经理 政治情况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商业时机
相对付市场行为，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来谋取企业自身利益的行为（Mitnick ，1993）。在西方，政治行为的总体目标是创造有利于企业生存和连续乐成的大众政策结果（Baysinger ，1984；Keim &Baysinger，1988）。如果企业或企业群体能够影响大众政策的内容和范畴，以致对企业的生存和生长带来影响时，那么公司的政治行为就可以被视为是战略导向的（Salorio ，1993）。在一些行业和某些企业，企业从政治战略中得到的利益并不亚于他们从市场中得到的利润，因而对企业来说，在企业整体战略中把政治战略放在一个符合的位置甚至是突出的位置，整合市场战略和政治战略也就变得非常重要（Baron ，1996）。如果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和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政治战略就应该在企业战略中处于优先的职位（Yoffie，1987）。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度，虽然政府与企业之间通过特殊干系产生利益输送的情况也时有所闻（如引起遍及质疑的切尼与他所办事的公司之间的干系），但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是通过制度的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团体行动的方法来影响大众政策，利益群体的竞争组成了企业政治战略的主要形式。文献里已经有大量的关于西方具体的政治战略的研究，比如政治捐款（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contribution ）、游说（lobbying）、公关告白（advocacy advertising）、下层发动（grassroots mobilizations）（注：下层发动主要指发动与企业有关的种种群体（如企业员工、消费者和企业有生意业务干系的其他企业或团体等）向他们所在地区的议员施加影响。）等等（如 Baysingeret al.，1985；Keim &Zeithaml，1986；Sethi ，1982；等）。
在中国的情况下，政治战略是指企业通过靠近和生长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干系而取得资源、得到掩护或免除麻烦的做法和行为。虽然民营企业群体，尤其是某些行业内的企业家群体，通过试图影响大众政策以到达自身目的的情况在近些年开始出现（如 2003 年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压力使国务院事实上撤回了先前中国人民银行对房地产行业信贷政策的严厉规定。www.chinesenewsnet.com，2003 年 9 月 23 日），但普遍的情况是：企业和企业家通过创建与政府官员的特殊的小我私家干系来取得对本企业的利益。也就是说，同西方差别的是：中国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手段是大量灰色的或非法手段的使用（如行贿等），政治战略的目标是谋取对企业自己的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大众政策来谋取利益）。
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干系在中国目前商业中的重要性。尽管对付干系是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学术界存在争论（Gold et al.，2002），但对干系在中国商业生意业务和企业与政府干系中的重要性则根本没有异议。纵然对付许多有意对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他们首要存眷的仍然是如那边理惩罚与本地政府的干系。许多跨国企业甚至每年都将对政府的公关用度列入预算。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已经有许多关于干系的记录和研究（Yang，1994；Wank，1999；Hsing ，1998；Luo ，2000；Tsang ，1998；等）。但正如以下我们要展示的，与政府官员创建干系以谋取利益只是企业政治战略的一种方法，也有相当部分企业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只是被动反响。因此我们这里用政治战略的看法而不消干系的看法。另一方面，干系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看法，其内涵和外延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就企业层面来讲，干系不但包罗企业与政府的干系（纵向干系），也包罗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干系，同时还可以指企业的遍及的社会干系（横向干系）。而相比之下政治战略这个看法则比力明确，它专门指企业如那边理惩罚与政府的干系。
政治战略在中国企业的战略组成中占有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的职位，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干系（也在一定水平上适用于组织之间的干系）的特殊性导向和中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处在一个从原来的筹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中。中国的人际干系的底子特点，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是“差序格式”，即人们会凭据干系的亲疏远近而确定差别的看待方法（费孝通，1985（1948）），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以普遍性的原则看待所有人。西方的司法体系以“对超然的、普遍适用的道德代价简直信”为特征——即植根于宗教教义的自然规矩的信念，而在中国社会，法制“只不外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命令”（Carver，1996，转引自 Scott ，2004）。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极度，也不能完全反应厘革中的中国的事实，但中西方司法体制的差别则是客观存在。从国度的本质来说，西方的国度是指“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或绝对的理念”（Redding ，1990），而中国的国度则创建在儒家学说和泛家属主义传统的底子上，有着特殊主义的特点。这些文化和制度上的特点决定了在中国企业生长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干系的重要性。
更为要害的是，转型经济的特点使企业不得不把政治战略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如学者已经指出的，转型经济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其中包罗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治理的不确定性（Guthrie ，1997）。政治不确定性是指由政治气氛和政策的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造的底子偏向简直立而逐渐低落，但政策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行政治理的不确定性是指政府和执法部分事情的不透明性和不范例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目前最重要的影响企业的非市场情况因素，它时时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
转型经济至少从以下方面影响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干系和企业的政治战略。第一，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虽然较改造前有巨大变革，但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度相比仍然非常巨大，这体现在政府对要害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对企业进行范畴遍及的规制（regulation）、财产政策等，下边部分对此还会述及。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羁系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同一些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度相比，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羁系在规矩上出现出模糊和不敷细致的特点，同时在许多领域还存在规矩空白。这种状况使得在执行的时候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这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双方都提供了操纵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还不范例，任意性和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情况远未形成。政府的办事仍在相当水平上凭据干系的远近亲疏而存在差别。甚至，政府产物和办事还存在买卖干系（糜烂的遍及存在）。
这样的情况使得企业在经营运动中妥善处理惩罚与政府的干系——也就是形成一定的政治战略，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已有学者指出转型经济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比如，Peng 和 Heath （1996）认为，转型经济中的制度缺陷（如掩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制情况的不敷）、市场的不完善（如资本市场），以及治理能力的缺乏等会限制企业的内在增长（generic growth）和并购（merger and acquisition）增长战略的使用，从而使以人际网络为底子的增长战略更为可行。在另一项研究中，Choi，Lee 和 Kim （1999）认为，在经济转型的历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代价体系和完善的执法系统，从订价和执法执行的角度出发，生意业务本钱将十分昂贵。这就意味着，经济转型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干系网络作为自身经营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通过市场去获取资源或开展战略联盟。
政治战略在民营企业战略中的职位尤其重要。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政府的掩护，大概由于所有者缺位而无人在意政府部分的侵蚀和掠夺。外资和合资企业在前20年里得到了“超百姓”报酬，政府（官员）因为有政策、执法和信誉等约束而不至于肆无顾忌。唯有对付民营企业，由于执法对私有财产的掩护不力、已往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歧视等原因，其生存和生长分外受到了政治因素和与本地政府干系的影响。因此，对付民营企业来说，采取一定的政治战略处理惩罚与政府的干系对企业的生存和生长至关重要。Xin 和 Pearce（1996）的研究发明，和国有企业和团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把干系放在越发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在创建干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期得到从执法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和掩护。我们的研究也发明，多数企业都认为与政府的干系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企业对政府存在着多方面的资源依赖干系。
三、资源依赖与企业—政府干系
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Salancik，1978）对目前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干系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该理论认为，作为开放的系统，任何组织都需要从外部情况中或其他组织中获取它所需要的资源。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一般来说，资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控制资源的一方自由裁决权（discretion）水平越高，依赖水平就越高。而中国企业与政府的干系正好切合这些条件。在地方一级，企业至少在以下方面依赖于政府：商业时机：政府在底子设施方面的建立、政府采购等等为企业创造了商业时机。
要害资源的得到：比如土地。
政府规制：从执照、许可证的颁发，到工商、税务、技能监督、劳工标准、情况掩护等等，政府规制影响到每个企业。
政府推动：主要是与财产政策和地方生长战略有关的内容。一些地方政府有选择性地支持一些重点财产和重点企业，从而对竞争情况造成影响。比如，温州市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些政策资助一些企业做大做强。那些被选定为重点的企业可以享受特殊优惠，比如可以得到一位政府领导挂钩为企业解决问题、到一些政府部分办事可以走“绿色通道”、金融支持、等等。有些企业为了得到这些优惠，努力与政府搞好干系，以便被列为重点企业。
政府影响：政府部分对其他与政府有关的部分（如对银行）可以施加影响。虽然政府对银行的影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降，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种种方法影响银行
贷款。官员的小我私家影响是一种方法，政府的财产和企业政策是另外一种方法。例如温州市政府选择一些企业作为重点企业就可以间接地影响银行的贷款决定。一旦贷款出问题的时候，一位银行官员报告作者，卖力信贷的银行职员可以减轻责任。
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影响企业的能力意味着政府（官员）有能力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也可能提高企业的生意业务本钱（Jacobson al.ed，1993；Williamson，1979）。与此同时，政府也可以为某些企业创造商业时机以改变收入，或通过许多手段改变一个企业的本钱结构。
四、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响（proactive versus reactive ）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治理上的依赖干系，但企业并不是只能被动地担当情况。相反，他们可以适应、运作、协调以至改变这种依赖干系。资源依赖理论就提出了许多组织可以用来改变对情况的依赖的战略。Weick 更进一步指出，组织并不但是只对情况做出反响（react ），而是可以积极地构建（construct ）和参加“制定”（enact ）他们的情况。“制定”历程是一个“主体部分地与客体互动并组成客体”的历程（Weick ，1979，p.165）。也就是说，组织可以干涉和调解（modify）情况。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有同等的干涉情况的能力。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响也体现为种种方法，从听从、躲避，到协商、相助、创建联盟等（Oliver，1991）。我们的研究也发明，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有同等的与政府官员搞好干系的能力。有些企业家能够非常积极地与政府官员创建良好干系以图得到资源、良好的报酬和有效的掩护，而有些企业家则只能消极地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相应的，企业家也采取了两种差别的战略：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响。表 1 扼要比拟了这两种战略的差别。
简单地说，先发制人的战略把与政府的干系置于非常重要的职位，并积极主动地通过种种方法事先与政府官员创建干系，以期望取得优惠报酬和有效掩护。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其结果是社会资本的积聚。积聚的社会资本又反过来促进了双方连续的互动，因为当双方有了更多的相互信任时，他们会更愿意从事相助性的互换。相比之下，被动反响的战略则以走出麻烦为目的，只有在企业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生意业务导向。它的特点是就事论事，在时间操纵上具有短期性，结果是社会资本的消耗。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可以用这两种战略大抵区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但在具体实践中，多数企业（家）会凭据实际情况，同时运用每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或兼用先发制人和被动反响的战略。
这里凭据作者在田野视察和讲授科研中的发明，总结出每种战略下的具体战术。
（一）先发制人（Proactive ）的战略
1.相助（co-optation ）
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 Selznick（1949）非常有影响的一本书——田纳西河谷治理委员会和草根性（TVA and the Grassroots）。它的原意是指组织为了得到本地的支持，把情况中重要的机构和人员纳入到组织内在的决策机构里，从而取得组织所需要的外在支持。我们这里用这个术语指这么一种现象：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掩护，与他们配合经营企业大概爽性给他们股份，把官员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具体的做法包罗：企业家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干股）；官员以微不敷道的投入得到企业股份（搭股）；企业家与官员合资兴办企业；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事情，一些人办企业）。这种做法使得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创建起了长期的相助干系，使双方的干系由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变为了共存，把政府官员酿成了企业的署理人和掩护伞。
干股在温州早期比力普遍，但近年来已越来越隐秘。但照旧有许多企业家对作者提起了搭股的做法，同时许多政府官员和办事员有他们自己的、但由亲戚朋友出头办的企业。这种状况让政府规制变得困难。龙港在 2001 年整顿印刷业秩序时遇到巨大困难，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许多企业与政府官员有种种干系，包罗相助干系。
2.缓冲（Buffering ）
在组织理论里，缓冲战略主要指组织内部的一些做法比如用存货、预测等旨在减缓对组织核心的震荡（Scott ，1992）。这里我们用这个术语指这样一些实践：企业通过招聘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大概聘请现任政府卖力人作为企业的照料以淘汰外部情况的不确定性。这些现任或离任的政府官员在搪塞政府部分时，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成果。这是一种公然的战略，并且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的（县级）市退休的财务局长做他们的财务主管。这小我私家曾经做过三任财务局长，现在该市财务局、税务局等部分的卖力人大多是他以前的下属。另一位曾经在市人大事情，退休后在该企业做办公室主任的人这样解释企业聘任他们的目的：“他们雇佣我们主要是发挥我们的„四余‟：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我们的经历外，我们在政府部分的干系对他们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
公道的推测是，现任税务局的官员看到他们的老领导在主管公司财务，在查账或做其他视察时很可能会手下留情。该企业的竞争敌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市前审计局长做其财务总监。除了聘用有代价的退休官员外，一些企业也聘任现任领导做他们的照料。如上述两家企业都聘请了他们所在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作为企业的照料。
3.政治参加
政治参加包罗以下实践：企业家努力通过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比及达与官员结识从而得到政治掩护和经济利益。这是体制内的途径。但这种战略根本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 80 年代起就通过种种方法入了党，但更多的是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许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许多头衔。
这些企业家政治参加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看成政治报酬，但更多的是想得到同官员熟悉的时机以得到利益。乐成的企业家都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很明白如作甚商业利益而参加政治。
一个相关的做法是展示他们同高层的干系。温州企业家在夸耀他们的政治联系时非常高调。在险些每一个著名的企业里，都有一个装璜精美的展览室。展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领导人来企业旅行的照片。例如，在一著名民营企业，展览室的最显眼的地方悬挂着十五届中央七常委来该企业旅行或访问该企业主管的大幅照片。
4.通过种种途径同官员熟识（Socializing with officials）
企业家通过种种途径同官员熟识并创建干系。他们赞助官员旅行旅游，尤其是到外洋旅游；经常去造访官员并上门同他们聊天；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运动；等等。更经常的他们与官员们一起娱乐。作者曾对一个无锡的企业家做过几个月的近距离视察，并经常陪他外出打麻将。作者发明，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怙恃官员。该企业家与镇党委书记的结识更有意思。他因为生意上的干系，在浙江义乌有许多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展览会。由于该企业家的干系，镇党委书记在义乌得到盛情款待，让镇党委书记非常冲动。企业家因此与党委书记创建了干系。
有些企业家在这方面体现相当主动。温州某镇一位年轻的企业家直言不讳地说：“有那么多的企业家在那里竞争，大家都希望得到政府的照顾。你怎么让他们知道你的企业有前景呢？你就要千方百计地打仗他们”。作者厥后才知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出钱让镇里领导到美国“旅行”了一趟。
5.经常性地送礼（Gift giving on routine basis）
文献里关于这种战略已有许多记录（如 Yang，1994），这里不再赘述。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在企业（家）中仍然普遍存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往往是送礼的大好季候。一句话反应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差别态度：“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
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报告作者，他们每年都要送礼。如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至于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盛。别的企业也都这么做，要不然企业遇到麻烦时就很难得到资助。一位镇干部这样解释企业的行为：“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洁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二）被动反响的战略（Reactive strategies ）
虽然多数企业（家）都认识到与政府（官员）搞好干系的重要性，但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有那样做的能力。受到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惩罚同政府（官员）的干系时只能无奈地被动反响，在出现麻烦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战略的主要特色。先发制人的战略积极地干涉和改变情况，而被动反响的战略只能消极地担当情况。
1.利用政府部分之间的矛盾做文章（Pitting government branches against each other）
当一个政府部分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政府部分资助。另一个政府部分之所以愿意资助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两个部分之间有差别的利益。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身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我们把它归入被动反响的战略。
之所以出现这种做法是因为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相反，政府是部分化的、多面的、各部分之间松散结合的组织。差别的部分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相互辩论的利益。条条治理的部分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上的不一致，为企业家运作和借力打力提供了空间。以下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例 1：2002 年 5 月，无锡的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能监督局指责该企业产物标识不明（没有标明产地无锡，只标明该企业在上海的贸易公司的地点）而有意误导消费者。他们封存了厂里的所有存货并勒令企业停产，直到纠正错误为止。他们的执法引起了辩论，工人们自觉站在老板一边同技能监督局的事情人员抵抗。技能监督局的事情人员看到辩论升级，便叫来公安。但公安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觉得没须要介入，就马上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能监督局干部于是花了很大力大举量视察该袜厂的问题。事发后引来了密集的游说。不但该厂老板随处找人托干系，连本地的村和镇书记也出头求情，要求从轻处理惩罚。这不但是因为该厂老板与他们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自身的利益去掩护该企业。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将对该地的产值和就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苏南的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本地的经济生长挂钩，从而促使地方干部掩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例 2：2000 年，温州眼镜行业的许多工场都遭到鹿城工商局的视察和罚款，原因是那些企业没有得到 CE 认证（一种欧盟宁静认证标准）。有些企业家因此而被扣押。这些步伐影响到这些企业的生产。眼镜协会频繁地向温州市政府、鹿城区政府和其他一些政府部分反应情况以寻求资助。因为眼镜产业是温州的主要出口行业之一，温州市政府最后向鹿城工商分局施加压力，视察不了了之。
2.遇到麻烦时行贿（Bribing officials on case-by-case basis ）
有关企业家向官员行贿以求解决问题或淘汰损失。当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发动所有干系资源四处走动，很少有人宁愿受罚。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怕引起连锁反响。一个企业家报告作者他实际上并不太在乎罚多少，他在乎的是“那样做便是示弱，以后别的部分看到你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你的麻烦”。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区分事前行贿与事后谢谢。一位企业家这样解释二者的区别：“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许多人是隐讳的；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完事之后再体现，那就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在前述那个无锡的企业家，事后照旧要向那些资助他的人谢谢，尽管那些人出头资助部分是出于自己的动机。不然的话，他就不能指望人家未来还会理所虽然地资助他。
3.资本转移或淘汰投资（Capital flight and/or deinvestment）
资本转移近年来在温州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理论上讲，跨地区投资和资本流动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时机和本钱收益核算而做出的理性反响，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
不但是外在的拉动因素（如其他地区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等），并且包罗温州自己的推动因素。低效劣质的政府办事就是推动因素之一（注：这里并无意于在政府办事方面把温州与其他地方比力。温州的企业家之所以诉苦政府办事，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超前的市场意识和自主意识。龙港一位企业家的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是纳税人，我们不是小偷，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政府办事”。）。
陈诉表明，1998 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周星宏等，2000）。截至 2000 年 5月，共有 301 家企业移出温州，其中有 150 家移出了全部生产设施。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本地政府情况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干系不佳、得不到有效掩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本地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辩论无动于衷和其他一些问题而一怒之下迁移至上海。
对小企业来说，资本外移并不是一个选项。尽管如此，不想把企业做大是出于同样逻辑的一种反响。一个企业家报告作者，如果他的企业越做越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部分来化缘或掠夺。用一句中国的成语，就是“人怕着名猪怕壮”。因此，他的战略就是把企业保持在小的范围，免得被人注意到。
4.不作为（No action ）大概顺从（compliance）
最后一个反响的战略就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这样做根本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担当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温州一个制作旅行包的企业家一次被工商治理部分处罚，他原来想找找人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厥后考虑到自己一小我私家经营企业，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为了争口气而大动兵戈也没有多大须要，因而决定认罚。他说：“我可以通过努力干把损失弥补返来”。
五、什么因素解释政治战略上的区别？
是那些因素导致了以上所描述的企业（家）在政治战略上的区别呢？我们发明，虽然企业家之间对企业与政府干系重要性的认知存在差别，但更底子的原因是客观约束。绝大多数的企业在主观上都愿意同政府搞好干系，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和企业家都具备这个能力。我们的研究发明根本上有以下 3 个因素影响到企业之间的差别政治战略。
（一）地方文化气氛
每个企业家都处于特定的地方情况中，也就是说，他们植根于本地的文化气氛，因而也就受到本地文化和团体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地方文化气氛大抵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家：第一，通过配合的历史和配合的经济运动，通过团体影象和团体实践，来影响精神特质和行为模式；第二，一个地方的企业家相互熏染和影响。
不但苏南和温州的企业家在精神特质和行为模式方面存在着巨大而又微妙的差别，每一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差别。因为苏南和温州两地的比力涉及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变量，比如两地差别的生长模式及其中蕴涵的差别的政府在地方经济生长中的作用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干系、企业家的身世和来源的差别（苏南企业家中包罗转制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而温州根本上为民营企业家）等等（张建君，2005），所以这里只选取同在温州的两个镇来作为例子，说明
地方文化气氛的影响。这样做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
同在乐清县的柳市和虹桥，虽相距不外 20、30 里，两镇在语言、民俗习惯和行为方法方面的差别则非常巨大。曾长期在乐清事情的赵顺鹏对此有活生生的视察。他在《东西乐清人》里有这样一个例子：县东和县西各有一家企业在生产经营历程中，都有相同的不切合有关规矩的“毛疵”，卖力执行该规矩的政府一个部分的几名事情人员于某日首先到县西这家企业视察取证。上午 8 时左右，一拨人马的车子刚在这家公司门口停稳，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率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敬重地候在两边，伸出双手体现热烈欢迎。客人在会客室坐定后，主人递烟、泡茶、端水果忙得不亦乐乎，双方的谈话始终在企业方直赔不是，横说致歉，中间还夹带着请求从轻发落的气氛中进行。时间未到 10 时半，董事长满脸笑容地说：都是我们的不是，大热天害的你们要下乡，怎么处理惩罚我们没意见，但是不能饿肚子，中午华联吃餐便饭吧？反弄得查抄人员欠美意思起来……越日，也是原班人马开进县东某企业，卖力欢迎的是位办公室主任。大家坐下半晌后，这位主任电话、手机、传呼一个劲地打，才把珊珊来迟的卖力人请来。谈话取证是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拉开帷幕的。这位卖力人先是摆企业的困难，再是申辩别人都这样做，自己也没有错，最后就是指责政府如何不支持，双方在唇枪舌剑的拉锯中不觉已将时间捱到 12 时，查抄人员此时已饥肠辘辘了，想想再讲下去已多余，于是就公事公办地招招手说：再见。企业的老板复兴到：走好。
一周后，两张行政处罚单终于出来。县西的企业罚款 1 万元，县东的企业 18 万元（赵顺鹏，2001，第 99～100 页）。
第一作者自己在田野事情中也发明类似的差别。突出的区别是：柳市（县西的代表）的企业家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大多采进攻型取向，采取一系列先发制人的战略。他们对利用干系到达目的直言不讳。而虹桥的企业家多采取防守型取向，直到出现麻烦才应付一下。他们总是在诉苦政府的办事是多么的差，同政府打交道是多么的难，等等。就连作者在两个镇的报酬也正好印证了这种差别。其时作者只是一个学生，并不指望本地政府给多好的摆设。在柳市时作者完全是公事公办，没有托干系，但他们的热情欢迎让作者很感意外，镇长同作者一同吃了饭，镇办公室摆设了作者的食宿和事情。之所以意外是因为柳市作为温州模式的典范代表，每年要欢迎成千上万的来访者。相形之下，虹桥的欢迎就没有那么热情了。虽然作者到虹桥有朋友介绍，镇长只是应付差使似的同作者进行了一次官方攀谈，完了之后作者被送到了他们破旧而严寒的宿舍楼。
赵用了一系列比喻来比拟两地的差别：县东是首田园诗，县西是块告白牌；县东是黄金荣，县西是杜月笙；县东人是田主，县西人是资本家。具体说，县西人外交圈很广，舍得费钱，考究长期投资，处世比力圆滑。相比之下，县东人外交圈相对狭窄，对钱财比力盘算，求人办事请客送礼不暗箭伤人，而是直奔主题，似乎做买卖，考究立竿见影，办不成事情就会怒形于色。如果用学术术语进行总结，柳市的文化可以被归纳综合为干系导向的文化，而虹桥的文化则可以被归纳综合为生意业务文化。
赵把这种差别归结为两地差别的地理情况、历史和经济运动。县东多山，农业、手产业和集市贸易发达，已往曾经遭受过匪患。这种情况养成了他们灵巧、守旧、精于算计，并且善于隐藏财产。与此相比拟的是，县西多平原，历史上人口稠密，温饱经常有问题，许多人只能依靠小商小贩才华维持生计。这种情况培育了他们善于冒险、乐于交朋友等性格。不管赵的解释是不是充实，两地的差别文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正是这种差别影响到他们做生意
和与政府打交道的气势派头。
（二）企业的范围
西方有许多研究发明，同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政治战略（如Schuler，1996）。原因在于，大企业有更充裕的财力进行政治投入；大企业可以从政治运动中取得更多的收益；遍及的人脉网络（尤其是与政界）使大企业的治理者更易于采取政治行动；大企业有更富厚的人才和专长来做政府攻关；等（Lenway&Rehbein ，1991）。
我们的研究也发明了企业范围对政治战略的影响。根本上所有的大企业都与政府维持着良好的干系，在政治战略上倾向于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这至少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大企业更有能力支付创建社会干系网的本钱，而财力的约束使得许多小企业无法从事积极的政治战略。如果上述的地区文化差别影响到企业家的导向的话，那么企业范围则从资源上对企业形成了约束。第二，企业的巨细与该企业与政府的干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选择的历程。多数情况下，企业之所以能够做大，与他们良好的政府干系和政府支持分不开。一旦创建起与政府的良好干系，企业就有动机和惯性维持这种干系，以便连续的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掩护。对政府官员来说，他们也有体制的（比如对政绩的考量）和小我私家的动机与大企业打交道。大企业就是本地政府的“脸”，著名的大企业是他们最好的“面子”工程。上述的许多先发制人的战略中，有一些是只实用于大企业的，比如政治参加。
而小企业与政府的干系则乱七八糟，有的企业家努力创建与维持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干系，有的企业家则默默无闻，专心埋头于生意，大概刻意与政府部分（官员）保持距离，以免被注意到，正如前文提到的那位不肯把企业做大的企业家。纵然是那些与政府保持良好干系的小企业也大多局限于与下层政府（如乡村级）的干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也缺乏时机与上层政府官员打仗。在政治战略上小企业大多倾向于采取被动反响的战略，上文提到的某些被动反响的战略，如不作为大概顺从等根本上都是小企业的战略。作者在访谈中发明了一个根本的模式，那就是大企业倾向于“炫耀”他们与政府的干系，而小企业则更多地“诉苦”政府的办事和政府官员的“掠夺行为”。这个模式背后说明的是巨细企业与政府干系的差别。
（三）企业家的性格
尽管这是一个高度本性化（idiosyncratic ）的因素，但关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表明，许多企业的竞争力恰恰来源于本性化的因素，因为这种因素别的企业无法模仿因而可以成为该企业的优势，这切合基于资源的战略优势理论（Resource-based view ）。该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有形和无形资源与资产组成的，资产的异质性和能力的不可模仿性组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Barney，1991；Wernerfelt，1984）。
民营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企业家的小我私家特质是企业非常重要的资产，它对企业的战略形成和经营特点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个方面，小我私家之间差别非常显著。有些人善于企业的内部治理，有些人善于开拓市场，有些人善于技能创新，另有的人长袖善舞，对创建干系网非常在行。在企业与政府的干系这个方面，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同样显著。有的人面对目前的政府情况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有些人则磕磕绊绊、步履蹒跚。上文谈到了黄金荣类型和杜月笙类型的企业家作为地区差别，实际上这种差别也存在于各个企业家之间。
龙港一位长期与企业打交道的官员这样总结他对本地企业家的视察：企业家根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文官型和武将型。文官型企业家指那种善于内部治理和技能创新的人；武将型企业家指那种善于处理惩罚外在事务，比如与政府搞好干系和开拓市场等的人。作者在与企业家的打仗中也注意到，那些与政府干系良好的企业家大多外向、胆大、在金钱上脱手大方，他们善于外交，朋友圈遍及；而那些与政府保持距离或干系欠好的企业家则拘谨、谨慎、在金钱上斤斤盘算，他们拙于（或不肯）应酬，圈子狭窄（注：虽然一个企业家的政治战略还涉及到该企业家对企业—政府干系重要性的认识和对自己企业竞争力来源的认识。在企业家认为企业与政府的干系非常重要，并且把这种干系作为企业竞争力重要来源的情况下，企业家的性格对他可能采取的政治战略有着重要的约束。）。作者对企业家的看法根本上都得到了熟悉本地情况的政府官员的赞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他们在访谈中明显地暴露出对前一种企业家的赞赏。
地方文化，企业范围和企业家的性格作为主要的约束解释了为什么差别的企业家采取差别的政治战略。这些约束决定了企业家之间相互模仿的困难。也就是说，那些被动反响的企业家很难学习和模仿那些主动出击的企业家。其结果是导致差别的竞争优势。
六、政治战略与竞争优势
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企业（家）在进行对政府（官员）的投资时，也管帐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本钱与收益（cost-benefit），尽管这种收益不象市场收益那样易于盘算和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 3 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正当性（Boddewyn &Brewer ，1994）。在根本的公式中（利润＝收入－本钱），本钱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本钱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干系可以资助企业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淘汰政府和执法部分的查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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