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个规定” ” 落实心得感想
违规过问或干预插手案件属个别现象，“三个规定”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可 “三个规定”虽然重要，但要想做到全国四级检察机关都一以贯之执行遵守，并非易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思想认识，明确责任要求，做好制度建设，强化督促落实。
“三个规定”在执行之初，部分检察人员存在“怕得罪人”“怕担责”的顾虑，加之大家普遍对这项工作没有深刻理解认识，执行落实情况很不乐观。2018 年，新一届最高检党组在第一轮系统内巡视中发现这一问题后，要求相关部门尽快组织起草检察机关深化落实“三个规定”配套办法。2019 年 8 月，《关于建立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正式在全国检察机关印发实施，将报送制度规定为月报制，并在吸收“三个规定”要求政法专项编制人员填报的基础上，将在检察机关及下属单位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挂职借调人员、聘用人员、劳务派遣人员、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实习生等都纳入填报范围，填报内容也从单一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办案拓展至干部选拔任用、项目安排、工程建设、监督执纪等重大事项。此后，最高检检务督察局根据各地在具体实践中反映的问题，又对《实施办法》中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最高检于今年 4 月印发《关于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报告制度若干问题的工作细则》（下称《工作细则》）。
检务督察局负责人介绍说，《实施办法》和《工作细则》是对“三个规定”的进一步细化、实化。“主要有 6 个方面的体现：一是记录报告主体范围扩大至借调、临聘等人员在内的全部检察人员；二是记录报告对象范围增加熟人、亲属、同学、战友等，实现记录报告对象全覆盖；三是记录报告事项涵盖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职权；四是要求‘逢问必录’，不管是违规过问干预插手还是一般性过问了解，全部记录报告；五是将记录报告时间段由季报调整为月报；六是规范报送程序，严格保管责任，明确查阅审批流程，最大限度打消填报人思想顾虑。” 2019 年 8 月，最高检党组要求全国四级检察机关所有检察人员对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期间受到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情况开展集中填报。
集中填报中，最高检领导和各厅局主要负责人不仅带头填报，引领示范，对于一些填报较少或者“零报告”的厅局，分管院领导都进行了督促检查。“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邱学强，副检察长张雪樵当时都对分管厅局的‘零报告’进行了批评和退回，并要求‘破冰’。”检务督察局负责人说。
“落实‘三个规定’首先要从检察长做起，如果检察长做到了，部主任就能做到，办案组就能做到。”最高检的坚决态度很快传导到各地。一些填报较少的省份甚至被通报到“大检察官微信群”，还附上了张军检察长代表最高检党组提出的要求：“对照最
高检学习文件，开展自我批评、自我剖析，重新填报。”而后，最高检还专门派出督察组对部分省份进行专项督察。
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对那份“非正式”通报至今记忆深刻。虽然此前山西已经按要求进行了填报，但对照最高检党组的要求，杨景海表示“做得还不够”。“我们马上组织召开了全省检察机关落实‘三个规定’和《实施办法》推进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再动员、再学习、再宣传，省院领导班子带头填报，再逐一和分管部门负责人谈心谈话，督促落实。”杨景海说。
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冯键也表示，看到通报很震撼。“省院党组立即召开党组扩大会再次逐条学习张军检察长批示要求，并召开全省三级院全体检察干警参加的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将最高检精神一一对照传达，着重在讲清填报意义、消除顾虑上下功夫。省院班子带头、内设机构负责人带头，同时重点抓市、县两级院，层层部署，再次组织填报。” 宁夏、山东、天津等地检察机关均通过电视电话会、部分约谈、专项整改等方式对标最高检要求，重新组织学习和填报。
在此后的工作中，最高检多次通过召开座谈会、现场答疑会、培训班等方式直接面向四级检察院干警讲解“三个规定”有关问题，还指导地方检察机关运用动漫、微视频、微讲堂等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浙江省检察院制作的“三个规定”宣传漫画，
在被人民日报、最高检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转发后，阅读量超过百万。“三个规定”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可。
检务督察局负责人告诉记者，2019 年以来，张军检察长 41 次对落实“三个规定”工作提出要求、作出批示，更是逢会必讲、带头填报。截至今年 3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主动记录报告 2018 年以来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 18751 件，其中反映情况、过问了解的占 96.5%，干预插手的占 3.5%。截至目前，最高检机关共记录报告 444 件，其中最高检院领导共记录报告有关重大事项 95件。
“‘过问’未必都违规，但违规一定要担责。从填报数据可以看出，真正属于违规插手干预案件的是极个别的，过问案件的占多数，主要是当事人陈述情况、了解进展、担心案件不能公正办理，或者认为处理不公进行反映、举报。检察人员通过主动报告，可以在消除报告‘空白地带’的同时，做好合规风险防控，也可以加强人民群众对检察办案的监督。”检务督察局负责人说。
“ “ 三个规定” ” 落实心得感想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6 起检察人员违反“三个规定”典型案例。山东、山西、上海等地纪委监委也发布通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巡视员王志刚，上海杨浦区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
院长任湧飞，均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或取消退休待遇，其涉嫌犯罪问题均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在以上通报中，均有“违规干预司法活动”“违规干预插手有关案件、徇私干预司法活动”或“违规过问案件”的表述。这些受到处分的干部本应守护司法公平，却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其行为性质严重，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体推进，多次强调维护司法公正。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职责使命，切实加强政治监督，严格日常监督，坚持反腐败无禁区，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进一步完善监督体系，规范权力运行机制。
但是，在紧盯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高压惩腐的大环境下，仍然有少数领导干部背弃党性原则，背离初心使命，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不仅没有恪尽职守，反而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这其中有司法机关的党员干部利用职权所为，也有非司法机关的党员干部利用职务影响违纪违规。如，青海省海北州委原常委、门源县委原书记白顺兴“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
肖军“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插手司法和执纪执法活动”，等等。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曝光的案例中也可看到，更有甚者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对于这些严重违纪违法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决予以严肃查办、严厉惩处，公开通报曝光，形成震慑。
维护司法公正，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扎紧廉洁司法的制度笼子。早在 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2015 年，包括《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在内的三个规范性文件印发实施。党内监督条例、政法工作条例对领导干部干预、插手司法活动的，也明确要求记录、报告。这些制度规定，就是要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建立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工作不能止步于文件。落实好“三个规定”，对受到过问或干预、插手办案等重大事项情况集中填报，月报告、月通报等做法都要继续坚持下去、落实到位。对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对落实不力的，依纪依规严肃问责。要继续严格监督执纪、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让党员干部因制度而“不能”；加强
思想教育、弘扬新风，让党员干部因觉悟而“不想”，推动共同形成风清气正廉洁司法的良好生态。
“ “ 三个规定” ” 落实心得感想
“案件一进门，请托找上门。”一个时期以来，极少数领导干部插手具体个案、干预司法办案的问题，成为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顽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2015年，关于防止干预司法的“三个规定”相继出台，成为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通报落实“三个规定”情况，发布6 起检察人员违反“三个规定”典型案例，其中既有领导干部干预插手检察案件，也有检察人员过问司法办案，与律师不当接触交往的案例；既有因为违反“三个规定”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负面案例，也有按照要求记录报告免除责任追究的正面案例。
打招呼求办事多来自熟人 2017 年 1 月，某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某接受请托，找到该市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田某，让其帮忙使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受到较轻追
诉，争取缓刑。田某随后找到案件公诉人高某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二人在起诉书中认定“张某某等因合法生产而非法储存爆炸物”，使得本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张某某被判处缓刑。2018年 12 月，田某、高某某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19 年 5月，刘某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后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2015 年 10 月，某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吴某明知道吴某发等人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罪，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作撤案处理，但他却碍于同学和朋友情面，接受吃请并收受贿赂，私自向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检察建议》，称“嫌疑人吴某发犯罪情节轻微，可作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处理”，导致吴某发一案被撤案处理。2018 年 9 月，吴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后因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从最高检公布的这 6 起案例来看，违反“三个规定”的行为，无论是过问案情，还是请托办事，大都来自“熟人”。有的过问、请托来自上级或同级领导，有的来自同事、下属，有的来自同学、朋友、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等。
值得注意的是，案例中的涉案者大多是“关键少数”，有的是检察长、副检察长等领导干部，有的是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案件承办负责人。这些人身处关键岗位，手握司法权力，更容易成为熟人拉
拢甚至围猎的对象。面对他人的请托，一旦丧失了原则和立场，往往容易滑向司法腐败的深渊。
“ “ 三个规定” ” 落实心得感想
2015 年，中办国办、中央政法委、“两高三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和司法部）分别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这“三个规定”要求对于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以及与当事人、律师等不当接触交往行为，司法人员都要主动记录报告，并进行通报和责任追究。
通报案例中，某市人民检察院法警支队政委陈某违反“三个规定”案显得颇为特别。在其涉及的五名检察人员中，一人受到处分，而另外四人不仅没被追究责任，还受到了表扬。
2018 年 6 月，某市检察院法警支队政委陈某给辖区内某基层检察院检察官王某打电话，询问其在办的佟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能否判缓刑，王某表示该案会依法办理。2019 年 5 月，陈某又给辖区内某基层检察院检察官郝某等 2 人打电话，询问其在办的柳某刚虚假诉讼、诈骗、寻衅滋事案能否关照一下，郝某等 2 人予以拒绝，并告诉陈某不要来说情。2019 年 7 月，陈某再次给辖区内某基
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打电话，询问其在办的陈某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能否在陈某华送监前安排其会见亲人，刘某予以拒绝。王某、郝某、刘某均对市检察院法警支队政委陈某的违规过问、干预案件行为作了记录报告。
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形成了鲜明对比：陈某因违反“三个规定”及其他违纪问题，被免去法警支队政委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而王某等 4 名检察官，对来自上级机关部门负责人的违规过问或干预案件行为自觉抵制，被该市检察院给予充分肯定。
“‘三个规定’既是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处理的有力举措，也是防止检察人员走上违纪违法道路，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治本之策。”最高检检务督察局负责人表示，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是防止检察人员被“围猎”，有力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
潘毅琴认为，深入持久做好“三个规定”执行工作，同时进一步严格办案纪律、规范司法行为、提高案件质量、强化司法公正，才能形成社会信任和共识：找不找人、转不转材料，都不影响公正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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