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社会背景下我国古代环境保护制度特点]

农耕社会背景下我国古代环境保护制度的特点

　　谭明　曾铮

　　关键词农耕社会“天人合一”诸法合体重刑主义

　　作者简介：谭明，常德日报社;曾铮，湖南协平律师事务所。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DoI：/

　　所谓农耕社会背景下我国古代环境保护制度的特点就是指：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出现的，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旨在调整、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恢复和改善环境，维持和促进农业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制度规范，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的特殊性，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时期以及其他地区环境制度的区别。本文中，笔者试从其指导思想上、内容上以及具体表现形式等方面，探寻农耕社会背景下我国古代环境制度的特点。一、在理念上，古代环境保护制度崇尚“天人合一”

　　我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家和道家所组成，二者均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代长期的环境保护实践中，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渗透到了古代环境保护制度的任何一个部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制度理念。其直接体现就是“时宜”“物宜”“地宜”。

　　“时宜”其核心就是“时禁”譬如：秦《田律》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纲罟，到七月才解除禁令”。[1]

　　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以时禁发”，旨在顺应自然界中野生动植物的季节变化规律，促进其正常的繁殖与生长。

　　“物宜”则是不同种类的野生动植物虽然普遍受天时的制约，但是适应方式不同，因此对山林川泽的“禁发”，要以正确认识其生长规律为前提。如：“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至于“地宜”主张的是对不同性质的农田的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和保护。二、在内容上，以农业为根本、服务农业，维护皇权

　　在农耕社会，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和根本，建立环境保护制度的直接目的并非是出于对环境的保护，而是基于农业经济，目的在于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农耕经济的快速、健康、稳步发展，维持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

　　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颁布“棺椁过度者戮其尸”为例，其原因在于齐桓公担心人们过度的厚葬会导致“布帛尽无以为币，林木尽无以为守备”而“民之厚葬不休”。[2]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考虑的林业资源的环境價值，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而保护林业资源，当然，虽然这条法令主观上没有保护环境资源的考虑，但是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

　　再如有关植树造林的规定：公元414年，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下诏：“诸初受田者，勇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棵，榆三根……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多种桑榆者不禁”。还有如：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初颁布的”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岁，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3]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分田植树的法令，从整个法令的内容上看，统治者要求人们播种的林木，并非我们现在所期望的那些主要具有环境价值的树种，而主要是那些有很重要经济意义的桑、枣、榆等经济林木，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由此可见，这些关于植树造林的法令其初始目的也是保护古代农业的有序、顺利进行，促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社会的进步。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环境保护制度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以维持国家生存为根本目的，以发展农业经济为其直接目的，归结于一点就是为了维持稳固的政治统治，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

　　除此之外，在农耕社会皇权是不容侵犯和亵渎的，维护皇权的神圣，是古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环境保护制度中也体现了维护皇权，保护神权和农耕社会伦理道德的内容。譬如，在特殊区域的保护中的那些规定：“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诸失火延烧庙及宫阙者绞，社减一等”、明朝规定“凡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开窑冶、置墓坟。凡帝王、圣贤、忠义、名山、岳镇、陵墓、祠庙有功德于民者，禁樵牧”。[4]“凡失火之人延宗庙宫阙者绞，社减一等”。[5]等等，基本上都是带有这个色彩。

　　再如，据《后周书·太祖本纪》记载：太祖至沙苑，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后虏其卒七万。论坛留其甲士二万，余悉纵归。收其辎重兵甲，献俘长安。还军渭南，于是所征诸州兵始至。乃于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此举，就是为了保障彰显皇帝、君主功勋的“功勋林”。三、在保护措施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所谓“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这是近现代环境保护中所坚持的一项方针政策，但是在我国古代环境保护制度中，始终体现和贯彻着这个方针，古人一方面强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过度开发和浪费自然资源，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对某些资源进行合理的治理，化弊为利，为我所用。

　　譬如：在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上，古代统治者一方面强调人们要合理的采伐林木资源，与时禁发，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督促人们植树造林，发展生产。如在《宋刑统》中一方面规定：“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应课植而不植者，每一事有失，合答四十”。同时另一方面又规定“诸毁伐树木，稼樯者，准盗论”。在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指导方针就贯彻的更加清楚，在修筑堤防的问题上明朝规定“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时者，提调官吏各笞五十，若毁害人家漂失物者，杖六十，因而杀伤人者;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者笞三十，因而淹没田禾者，笞五十”。而“凡盗决河防者杖一百，盗决圩岸破塘者杖八十，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淹没田禾、计物价重者，坐赃论，因而杀伤人者，以杀伤论”。四、在表现形式上，零散分布在诸法合体封建法典中，表现形式多样化

　　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各个政权都颁布了自己的律法，在环境保护制度方面，譬如有《田律》以及其他各朝涉及环境资源的律法，这些律以固定法的形式，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强制人们遵守。

　　但是，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形成一部系统而完整的环境法典，而是零散的分布在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中，例如：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环境法——《田律》并不是一部专门的严格意义上的环境法，而是一部关于农业生产的农业生产规范法，其主要是在规范人们农业生产中的行为，要求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如何开展农业生产，涉及环境资源的保护的更多规定，如前文中已经谈到的“春天二月，不准”选段，更多的是作为农业生产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而存在;而类似的《秦律》《九章律》《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等古代政权的典律，其各种章节中都基本上出现过环境保护制度的分布，在贼盗中，有盗伐、盗捕的律法，在工律中有关于建筑污染、城市污染等方面防治的规定，古代环境保护制度既没有形成专门的环境法典，也没有成为各个律法中的专门章节，而是零星的分布在各个其他章节之中，而且同时还有大量的格、式、敕令、诏、礼等等也使得环境法律制度分布零散，没有集中。

　　在这样的制度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情况下，“律”作为“常经”具有稳定性、沿袭性。例如：在唐律中，关于水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唐律》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在“盗决堤防”条中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6]这些不仅只被唐律所采纳，同时还被其后世的宋、明、清等朝代律法所继承。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其他方面，如林业资源、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上，历代各朝的规定都有很大的继承性和相似性。

　　不过，令、格、式、敕令、诏、礼等就并非如此，通过这些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保护制度，多是统治者因为某事或者就某事，随口而发的规定，例如：公元1008年，宋真宗封太山时，在路上告戒随从人员，“扈从人毋坏民舍、什器、树木。纵四方所献珍禽，禁太山山七里内樵采”。[7]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这些令、格、式、敕令、诏、礼要么是专门的规范性汇编，要么是临时性的权益之计，具有对稳定性的律起到了补充作用。这种制度表现形式，不仅组成了比较严密的环境法律网，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和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同时又使统治者以一种制度形式代替另一种制度形式如以敕代律、以例代律等增加了古代环境保护制度的专断性和任意性，同时从积极的角度看也增加在环境治理、管理方式上的灵活性。五、在违法处罚上，处罚严厉，崇尚重刑

　　我国古代环境保护制度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相当严厉，推崇重刑主义。譬如：先秦时期“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还有“棺椁过度者戮其尸”;唐朝“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诸于山陵兆域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十者流二千里”“诸侵占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真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罪同”。而在保护墓地、神兽等上更加严厉如：“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二年”“诸毁人碑碣及神兽者徒一年”“诸失火延烧庙及宫阙者绞，社减一等”等等。

　　参考文献：

　　[1]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2]严足仁.中国历代环境保护制度[m].北京：中國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3]魏书·食货志//二十四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

　　[4]汤纲，南炳文.明史·职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大明律·刑律·杂犯[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唐]长孙无忌等编.刘俊文校点.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宋史·真宗纪//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